豁免80%!欧盟碳关税重大转向,中国出口能否借机突围?
近日欧盟官员表示,根据布鲁塞尔计划的改革,将有超过80%有资格获得新碳边境税的欧盟公司将被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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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将使约80%的有资格纳入该机制的欧盟企业免予复杂的合规流程和费用,实际受影响企业从20万家减少到仅约2万家。而其余20%的大型进口商就涵盖了95%以上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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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大放小”原则
欧盟之所以考虑免除80%企业的碳关税,最核心的考虑在于“抓大放小”原则——在确保大排放者受到严格监管的同时,减少行政负担、保护中小企业竞争力,并与欧盟内部既定的简化法案和工业振兴举措保持一致。
1. 行政负担与成本效益的权衡
(1)80/20排放规律
欧盟官方数据表明,不到20%的进口商贡献了约95%甚至97%的排放。这意味着对大排放者进行重点监管,就能覆盖绝大多数排放源,达到核心的减排目标。
其余80%企业尽管数量庞大,但排放总量相对微乎其微;让它们也完成同等复杂的申报、支付碳费在成本效益上并不划算。
(2)减轻小企业繁琐合规负担
在CBAM的试运行阶段,不少欧盟企业投诉需填写大量表格、收集境外供应商排放数据,过程耗时且昂贵,尤其对小企业更是沉重压力。
若让每一家企业都执行同样的合规要求,将消耗大量行政资源和企业内部人力物力,却对总体减排效果有限。
(3)确保行政效率,提升生产力
减少针对低排放公司的合规义务既符合欧盟“减少繁文缛节、提升工业竞争力”的总体思路,也有利于把有限的监管力量集中在确有实质影响的大型排放者上。
2. 不影响(或尽量减少影响)既定气候目标
(1)聚焦高排放者,抓大放小
这种豁免并不会削弱欧盟的减排目标,“核心排放源仍被锁定”。在新机制下,按“二八法则”集中管控后,排放量依旧能够被有效监控与定价。
(2)平衡气候政策与经济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欧盟内部出现了呼吁“气候政策不能损害欧洲工业竞争力”的声音,尤其来自欧洲人民党(EPP)等政治团体。
针对繁琐监管的批评,欧盟希望在保留“大排放”监管的同时,为大量小排放主体“松绑”,以免阻碍经济发展、损害欧盟与国际贸易伙伴的关系。
3. 内部政治与外部压力的融合
(1)企业和行业游说的压力
钢铁、铝、化肥等高排放行业在CBAM实施初期抱怨合规难度高,同时担心国际竞争力下降。
不少行业希望欧盟能提供更多豁免或补贴,尤其是对复杂的跨境供应链(如半成品在欧盟和非欧盟之间多次流转)更灵活处理。
(2)对外贸易关系的考量
发展中国家批评CBAM是单边贸易壁垒,令其出口商不堪重负,欧盟也面临外交和谈判压力;
适度豁免小企业进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贸易伙伴指责,减少政策推行过程中的阻力。
(3)与欧盟内部其他政策协同
欧盟正在加紧制定“简化法案”“Omnibus计划”等一系列提案,希望削减25%的繁文缛节,并对小企业减负35%。CBAM适度豁免与这些内部改革议程相契合,形成互相呼应的整体方案。
(4)防止“过度监管”引发外迁
原本设计CBAM的初衷之一是防止“碳泄漏”(高排放企业为规避欧盟严苛碳价而外迁),但如果中小企业同样负担过高合规成本,可能引发产业链向欧盟以外转移。
通过豁免更多小企业,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些企业的外迁动机,同时吸引外部企业到欧盟投资建厂(享受欧盟统一的碳市场与新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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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有何影响?
欧盟对其 80% 小规模企业免除碳关税的提案,为中国部分对欧出口企业带来一定的缓冲与机遇,尤其是那些出口批量不大、碳排放强度低或产品附加值较高的中小厂商。
1. 对“小批量”“中小型”对欧出口企业有利
CBAM 的基本要求是欧盟进口商申报并缴纳进口产品的碳排放费用。然而,如果欧盟进口商因规模较小而被豁免,那么他们就不再需要向中国供应商索要碳排放数据、提交繁琐的报告。
对应地,中国出口商(尤其是出口规模较小的企业)也无需再为少量的对欧出口承担复杂的合规程序和文书成本。
在过去的 CBAM 试运行阶段,即便出口量不大、排放总量很小,也被纳入统一的碳关税申报范围。对于只向欧盟出口“一点点”产品(如小批量配件、低排放度商品)的中国企业,行政负担与相应成本不成正比。
在“豁免小进口商”新政下,此类出口可直接减少或避免碳费用及合规审计的拖累,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这些小规模出口商的对欧贸易便利性和利润空间。
2.“大批量”“高排放”出口企业仍有压力
欧盟强调,免除的是占比约80%的“小进口商”,主要是因为这些企业合计贡献的排放不足整体的3%~5%。但对于占排放主力的20%大进口商,依然会实施严格的 CBAM 征收。
这意味着出口规模较大、碳排放量较高的中资企业仍需提供详细的排放数据,并承担相应的碳关税成本。对于钢铁、铝、化肥、水泥等高排放产业而言,欧盟市场的合规压力不会因此而实质性放松。
虽然欧盟此举暂时为一些体量较小的进口商减负,但并不代表 EU ETS(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和 CBAM 的整体方向出现根本性转变。欧盟仍在推进工业“去碳化”,并计划将免费配额逐步取消至2034年。
大排放者在供货给欧盟时,依然需要强化自身碳管理,改进生产工艺和供应链,以有效应对未来更严格的全球碳政策。
碳税成本叠加 EU ETS(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免费配额逐步取消,会促使这些行业积极加速低碳转型,升级生产工艺和能源结构。
部分出口商为降低对高排放环节的依赖,或选择在更靠近终端市场(如欧洲本土)进行部分产能布局,以便享受本地碳市场或政策扶持,减少跨境排放核算复杂度。
同时,也可能催生更多跨境合作,如在材料初加工或半成品环节采用清洁能源,以削减碳强度再出口,从而减轻 CBAM 带来的税费压力。
3. “被动应对”到“主动布局”
虽然欧盟选择对低排放主体“放小”,但其核心减排思路不会松动。未来五到十年内,CBAM 可能扩大覆盖行业或延伸至更多下游产品。
中国出口商若仅满足于“豁免红利”,可能在后续政策演进时再次面临适应性不足的问题。
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加强碳排放和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监管。欧盟此举更像是优化监管效率,而非放松对碳排放的要求。
中国企业如果能够提前布局低碳技术,如采用清洁能源、数字化监测排放、改善能耗效率等,将在与欧美日等市场的合作中展现更高附加值,形成差异化优势。
从长期看,“抓大放小”只是欧盟优化 CBAM 监管的一环,全球碳定价与贸易壁垒的演变趋势仍在继续。
中国企业若要真正提升在国际低碳时代的竞争力,必须趁着当前的“豁免窗口”加快推进技术升级与全供应链减排,并借助国内外碳市场的联动,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布局”的转变。唯有如此,才能在下一阶段更严格、更广泛的碳监管格局中保持可持续的市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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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是否会效仿?
欧盟“免除80%企业碳关税”的举措高度契合气候治理与经济效率的双重目标,很可能在国际上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
1.欧盟的引领与示范效应
欧盟在全球气候行动中一直扮演“制度创新者”的角色,如最早推行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并率先将“碳关税(CBAM)”纳入立法议程。
在此过程中,欧盟的制度往往为其他经济体所“参照”,不一定被完全复制,但会被解读、吸收或改进。
出台“免除80%低排放企业”举措表面上是对内部繁琐监管的调整,实质则是对碳边境调节机制的优化:把监管资源集中在20%的高排放进口商上,追求碳减排与经济效率的平衡。
这种“二八法则”式的碳关税管理一旦证明行之有效,或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引起共鸣,因其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政治阻力和执行难度。
2.他国潜在的“跟进”与差异化
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的碳市场建设正在加快,未来若要保障本国企业竞争力,不排除也将借鉴或自行设计碳关税(或跨境调节)政策。
亚洲部分经济体如日本、韩国等,对欧盟CBAM的影响性较为关注,考虑如何在国内设置排放定价或与欧盟进行“碳互认”谈判,以减轻对外贸易冲击,尤其是泰国这种已经决定实行碳关税的国家。
但并非所有国家都能立即复制欧盟的“豁免80%”方案:一方面需具备完善的国内碳市场或排放统计基础;另一方面,还需评估对本土产业、贸易伙伴、国内政治环境等的影响。
部分国家可能选择更低的征收门槛(对更多进口商征税),以尽快增加财政收入和保护本国重工业;也有人会采取更高门槛(放宽中小企业)以减轻社会反弹。
未来或出现多个区域性或双边的碳关税制度,比如“欧盟—部分OECD成员的共同标准”,“亚洲区域内的碳定价合作”,“美加或北美地区的跨境碳机制”等。
不同制度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互认”或关税减免安排,形成类似“碳俱乐部”的小圈子。
3.对世界贸易格局的中长期影响
若越来越多国家效仿“抓大放小”模式,小规模、低排放的对外贸易(如小批量零部件或低能耗制造品)在跨境时的合规压力会相对减轻,促进此类企业的全球化进程。
然而大排放行业(如钢铁、水泥、铝、化肥等)对碳成本的敏感度将进一步提升,全球钢铁或水泥等生产布局更有可能向碳监管相对宽松或能源结构更清洁的地区迁移。
如果碳关税在发达经济体推行力度加大,高排放企业可能往碳监管较松的地区转移;但那些地区未来也可能面临“被征收碳关税”的风险。
与此同时,某些高技术、易实现低碳化的产业将倾向留在或迁回政策法规明确且具备绿色技术支持的国家(如欧盟),以直接参与更成熟的碳市场交易并避免复杂跨境关税。
碳关税如果与其他环保、劳工或产业补贴政策结合,可能形成更高的“绿色壁垒”,对传统出口国造成冲击。
但也可能催生绿色技术的跨国合作,如在清洁能源、碳捕捉与封存(CCS)等领域形成新的国际研发与产业联盟,加速全球范围内的低碳转型。
大范围碳关税将引发对 WTO 相关原则(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的法律争议,要求 WTO 和国际社会重新评估“环境例外条款”的适用边界。
若各国制定的碳关税规范缺乏统筹和一致性,全球贸易体系可能出现更多碎片化分割;协商制订统一或兼容的跨境碳定价标准成为新任务。
若更多经济体纷纷引入或强化碳关税,必然推动全球供应链朝着低碳、高技术方向演化,同时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绿色壁垒”与国际贸易碎片化。